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必须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

中国的十年低通胀时代，即将终结？ 从短期看，虽然中国CPI也在快速回升，但是上涨速度远远小于PPI，无论从PPI快速上涨推动物价全面上涨，还是美国通胀输入中国，短期都是有一定传导阻力的。如果半年以内PPI上涨结束，通常情况下企业也可以通过牺牲利润保市场份额。

剔除掉2015年到2019年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的政策对PPI的影响，以及2019年猪肉价格对CPI的影响之后，从过去15年的PPI和CPI走势亦步亦趋的正相关性来看，本轮PPI快速上涨向CPI传导的压力还是很大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经历了1987年、90年代初、90年代末、2007年、2011年等几轮通货膨胀，其中八、九十年代通胀时期的物价指数动辄就是两位数的高通胀，2007年和2011年的物价指数也达到6%以上。中国国内物价和国外物价的传导之间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人民币的汇率。而2018年、2019年的PPI快速下滑，也不是因为经济萧条造成的总需求不足，而是因为去杠杆等政策对相关经济领域的冲击。与欧美等国史无前例的货币扩张不同，中国2012年以来就逐步放弃了凯恩斯主义的总需求刺激思想，转而从供给侧出发，通过推动供给侧改革来激发经济的潜在增长力，因而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最长的10年低通胀时代。

以原油涨价到下游电视机的传导为例，假定其它因素不变的，原油涨价传导至电视机：1）受原材料占比影响——假设原油基础材料占电视机成本的30%，原油涨价20%对电视机的涨价压力最大为6%。这也是本世纪以来的前几轮大宗商品涨价过程中，原材料涨价而下游的塑料制品、汽车、空调等没怎么涨价的原因。然而，这个问题并不是无解的，因而也不是延误改革的充分理由。

因此，正如我们把这样的产业结构变化称为库兹涅茨过程的相同逻辑，由于高生产率部门萎缩而导致的劳动力等资源向低生产率部门转移，以致造成整体生产率降低的现象，便是一种资源配置的退化或逆库兹涅茨化。所以，农业劳动力转移也不再能够实质性地创造资源重新配置效率，起不到显著提高整体劳动生产率的效果。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这种生产率差异并没有得到缩小，不仅表明在这个分类层次中资源重新配置尚有极大的空间，而且这个结论可以推及其他分类层次。然而，资本深化不能代替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由此获得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也难以持续。

然而，他又毫无道理地宣称，中国无法实现这个必要的模式转变(Krugman ,  2013 )。也就是说，中国制造业传统比较优势的减弱发生得太快了，在尚未来得及探索新的比较优势的情况下制造业比重就提前下降了。

深化资源重新配置以提高生产率的过程，既有利于稳定制造业比较优势从而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也可以为未来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创造扎实的生产率基础。这包括:制造业比较优势的弱化，及其导致的制造业比重下降;低效企业不甘心退出经营而寻求政策保护，导致资源配置的僵化;劳动力从高生产率部门(制造业)向低生产率部门(低端服务业)逆向转移，造成资源配置的退化。根据理查德·达舍等(2017)对日本经济的估算，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两个因素，即资本深化和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前者的作用在日本经济陷人失去的十年中达到最突出的程度，后者的表现则乏善可陈。备注：①论证制造业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并且同时表现出分析上的合理性和偏执性的一项研究，可参见瓦利一拉夫·斯米尔(2014) (1)制造业同时是创新诱导型产业和诱导创新型产业。

如图2所示，中国的制造业比重于1997年达到36.8%最高点之后，曾经历过降低和反弹交织的徘徊，随后在2006年36.3%的高点上再次一路降低，到2018年时仅为27.0%。虽然现实从来不像经济理论所预期的那样，这种生产率差异最终将趋于消失，但是，生产率差异的存在、缩小和再出现的整个过程仍然是我们观察经济增长过程中生产率提高的一个有益角度。由于农业中堆积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劳动生产率极为低下，仅相当于工业劳动生产率的13.4%。对中国来说，制造业的发展还远没有耗竭资源重新配置的源泉。

鉴于这些结论以唱衰为特点，笔者称其为克鲁格曼一扬诅咒(蔡防,2019a)。制造业比重同时于1974年开始下降的阿根廷和巴西即为这方面的典型，同时也被普遍认为是陷人中等收人陷阱国家的代表。

虽然人们并不认为两者之间必然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却通常会假设两者之间至少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撇开其他情况不说，在人均收人很高的国家行列中就不乏依靠特殊的资源享赋致富的国家。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终究有不少缺乏竞争力的企业退出了经营，也就意味着退出了制造业;同时，制造业投资增量也由于比较优势弱化而减少。第六部分为结语，对如何稳定制造业、提高生产率和获得新动能提出政策建议)。也可以说，制造业的发展和就业扩大有利于推动创新、共享和激励的统一。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要素和资源在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之间的重新配置，是一个劳动者得到更高的收人与经济整体提高生产率相统一的过程，因而也是一种不会对任何一方造成损失的帕累托改进〕然而，在更深的层次上通过创造性破坏机制重新配置资源，则意味着不仅在竞争性的市场上会产生赢家和输家，还会波及不是市场竞争直接参与者的其他群体，如在竞争的市场主体中受雇的工人。由于简单引用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还不能直接检验中国产业结构变化趋势是否具有降低整体生产率的倾向，因此，需要对相关数据进行一些处理。相应地，国际贸易、跨国和跨地区要素流动、产业和行业的进人与退出，以及企业之间的优胜劣汰，都会创造生产率趋同的趋势。

然而，传统比较优势的丧失也的确意味着与劳动力大规模转移的时代相比，未来的资源重新配置空间显著缩小了，难度明显加大了。其次，当主要观察人均GDP在 10000美元以上国家的情形时，规律性变得明朗了许多，此时仍可以忽略那些数量不在少数的极端值，而进一步集中观察那些高密度聚集在一起的国家。

根据世界银行的分组标准，中国目前处在晚期人口红利阶段，多数经济指标也与这一组的平均水平高度吻合〕例如，在人均GDP水平、国民经济劳动生产率、三个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及其相互关系等方面，中国都具有该组别的典型特征。撇除克鲁格曼一扬诅咒及其新版本中带有明显偏见的部分，这桩学术公案的确提示我们，在人口红利消失和比较优势弱化以及面对不确定的国际经济环境的条件下，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新动能如何启动，高质量发展所仰仗的生产率源泉从何处挖掘，无疑是在人口转变和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上摆在我们面前的不容回避的新课题。

于是，得到一条倒U形曲线。由此来看，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就大幅度超过美国，自21世纪初加人WTO后则进一步加速提高，并于2012年达到最高点的1.51，而同年美国为1.15。

因此，随着这时农业劳动力比重已经下降到34.6%，劳动生产率相应提高，相对于工业劳动生产率的百分比提高到17.8%的水平。然而，在现实中，出现的两种情形使得整体生产率特别是全要素生产率不仅难以提高，甚至还有下降的危险。在图1中，按照人口转变的四个阶段，分别列出了各组平均的工业劳动生产率(劳均增加值)，以及农业和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相当于工业的百分比。实际上，加强顶层设计这个改革原则，本身就包含着进行激励机制设计的要求。

这时，工业和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比较接近，皆与农业劳动生产率拉开了距离。然而，从新古典增长理论出发的研究者在面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奇迹时，特别是当试图解释这一增长的源泉时，往往感到力有不逮，反映出一旦被应用于认识和解释发展中国家的赶超实践，这种理论出发点和分析框架尽显捉襟见肘。

(3)制造业是激励人力资本积累、培育中等收人群体的产业基础。可以说，该理论迄今在帮助人们认识现实中的增长现象，特别是理解增长源泉构成及其变化方面发挥着主流作用。

事后看，无论这个研究的预测部分是否成真，都应该引起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的足够重视。在早期人口红利阶段，工业化与劳动力从农业向外转移这两个过程同时发生，互为条件且相互促进。

例如，谢长泰等人的研究表明，一旦中国工业企业之间的要素边际产出差异缩小到美国的水平，中国工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能够以高达30%-50%的幅度得到提高(Hsieh and Klenow,2009)。与此同时，制造业也通过自身提出的需求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分离和发展，成为创造新的提高生产率空间的产业基础。五、为什么需要以及如何稳定制造业 产业结构的演变遵循从传统农业经济占主导，经过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进人现代经济增长，最终进人后工业化社会这样一个轨迹，曾经为人们广泛接受。例如，在这两个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因素中，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在1970-1980年为65.0% ,1980-1990年为47.8% ,1990-2000年为一1.0% , 2000-2010年为 59.8%,亚洲生产率组织的研究也表明，在日本平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中，资本深化的贡献率从1985-1991年的51%大幅度地提高到1991-2000年的94%，而同期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则从37%直落到一15%(AsianProductivity Organization , 2008)。

中国经济增长的生产率驱动力也显现出陷人这种模式的迹象。其次，以各产业的相对份额，如三个产业的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作为产业结构特征。

对于图中反映人均GDP与制造业比重之间关系的这个三项式趋势线，可以结合其他经验进行一些简单的解读〔。更严谨地说，如果制度安排恰当，参与其中的市场主体或者明显受益，或者至少不会受损。

这就需要改变关于这三种政策类型的传统观念。因为这种意义上的生产率提高并不能真正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反而加速资本报酬递减现象的发生，推动资本回报率的持续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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